宋晓军

2009年，我与几位朋友合作的新书面世后，我接到了几乎所有英、美大牌主流媒体的采访要求。

说实话，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说”

出来的书，能让西方媒体有那么大的兴趣。

最终，我只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马利文的长篇采访。

按照《金融时报》对驻外首席记者的要求，离开所驻国时一定要写一本有关该国的书。

之前我看到过《金融时报》驻印度首席记者写印度的书，除了新闻观察的内容外，更多的内容显然是基于英国国家利益对所驻国文化变迁的解说。

说穿了，就是帝国战略情报分析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了多年，但《金融时报》还能保持这样的传统，着实让人感叹。

马利文的采访，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不一样，他更关心的是，在书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中国是否有一个潜在的、更大的文化整合策略。

也就是说，他更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代表大众的统治文化与代表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之间的整合。

这种文化整合的核心就是——中国将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崛起。

具体到采访我的内容，能感觉到他真正要探寻的，是我的海军生涯与这本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他不断询问中国海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对已经通过索马里护航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寄予何种期待？现在看来，马利文的提问，为两年后媒体上常见的包括“南中国海”

争端等在内的“中国威胁论”

都作了很好的注脚。

在接受完采访后，我当时就想，书里的确没有马利文要寻找的答案。

2009年刚好是新中国建国60年大庆，官方试图用爱国主义教育整合市场条件的多元化思维，这一点昔日的西方列强不仅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们还会以此为出发点，得出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国走向很可能是“新帝国主义”

和“新军国主义”

的结论。

应该说，2009年是西方舆论从“中国崩溃论”

向“中国威胁论”

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以往一些笃信西方体制模式的知识分子，以往可以用“中国崩溃论”

为支撑，强调中国必须效仿西方的体制模式才能避免“崩溃”

的观点，实际上仍没有脱离100年前中国人的“救亡逻辑”

。

而对于百年前已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而言，他们显然更想知道的是，随着近10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利益群体？这个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是否与官方对未来中国的设想一致？

事实上，马利文的采访提醒了我，他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我想知道的。

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证明，以工业为生的利益群体一旦产生，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将主要体现在掌握工业设备和产品的设计、制造上，他们一定希望大部分工业品是自己设计生产的，因为这是保证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团体长远利益的根本方式。

这种群体不仅具备足够的工业知识，而且还有对工业化生活的严重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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