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为谎言而感到痛苦吗？我甚至不能确认在那种情形下撒谎有悖于道德，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太高了。”

“我没有因为谎言而痛苦。

像您说的，我们不能苛责无奈之举。

在那种情形下，战争让一切都乱套了，没有谁会在乎一句有关爱情的谎话。”

“从您的精神状态来看绝非如此。

您在折磨自己。”

“我只是太累了。”

治疗师推推眼镜，对他老派的顽固大摇其头。

这个矮胖的年轻人戴着圆眼镜，面容和蔼可亲，神情却非常严肃，总像在努力克制着什么。

他常对同事说，与谢尔盖聊天让他鼻头出汗。

事实上他的眼镜从没有滑动过一毫米，他只是太紧张了：

“您知道美国人怎么报道我们。

一些教授认为我们苛待从战场归来的英雄。

但现实却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疗愈创伤的资源，不论对肉体还是精神。

我们选择帮助那些能帮助的，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不，您不必为此焦虑。

我对自己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

也许我会渐渐好起来，也许我不会。

这不是药片和谈话可以决定的。

您不必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把太多秘密藏在心里并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您不愿对我说，那么您可以告诉您的家人，或者任何值得信赖的人。

我们都在战争中失去太多了。”

谢尔盖答应了他。

这个保证没有丝毫约束力，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谢尔盖记忆力超群，他说忘记了，只是乐意保持沉默。

如果他萌生了写自传的想法，那巨著应当同词典一样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

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

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在他面前难掩失落——他还处在雄心勃勃、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年纪。

谢尔盖翻看过他的档案，像所有人一样，他背负着战争的创伤。

他的家人、朋友被纳粹烧死在了一间教堂里，只剩下他和一个年幼的弟弟。

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他能够专注地、不带批评地聆听他的讲述，谢尔盖表示异常感激。

他也不会失落太久，谢尔盖想，很快他就不用再为自己服务了。

莫斯科，这座让他在童年时魂牵梦萦的城市，在他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刻，忽然变得太大、太空旷了。

他心里早有回到家乡的想法。

卢比扬卡只是工作场所，他很难将其称之为归宿。

其中有一些人是他的旧相识，他们在战前一同受训，劫后余生的喜悦总会带来亲密，然而等这一阵子分享的欲望过去，他们的友谊也没能朝更深厚的方向发展。

谢尔盖的工作只剩下教学，除此以外，就是无休无止的谈话和著述。

比起他的作品，心理治疗的内容倒更可能泄露，因为他书写的材料永无传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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