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对着墙上的挂画思索了片刻，说道：“她和我不一样。

从我们出生起就注定了。”

悲剧的源头不在于生为女性，而在于你们如何看待女性，谢尔盖暗暗想。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又惆怅地说：“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你不是多余的人。”

这时天色渐晚，谢尔盖到厨房煮了两杯咖啡。

等他回到客厅，安德烈亚斯还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

“你心里一定还有别的事。

你又在担心什么？”

“有一件事。

我想让你给出公正的评价。

就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不必担心我的想法或者其他政治利害关系——如果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到的话，那个人就是你了。

请你告诉我你最真诚的想法。”

谢尔盖坐到他身边：“当然，你说吧。”

“一个应当效忠国家的士兵，偶然间获得了有关祖国的负面消息，那消息又是真实的。

你认为他该怎么做？如果他把这消息公之于众，那么他是一个罪人吗？你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吗？”

这个试探似的问题让谢尔盖本能地警觉，他想了想，问道：“这就是让你感到犹豫的情况吗？”

一个很聪明的回答，如果安德烈亚斯心有顾虑，他也无权指责谢尔盖“不正确”

的观点了。

对于保安总局的宗旨来说，这本不该是个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试探。

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让他靠近些，压低声音：“那么你说说看，这是好的犹豫，还是坏的那种？”

谢尔盖突然想起他同卢卡斯的谈话，再一次紧张起来：“这件事和你相关吗？”

“不，你不要猜测，也不要担心我的处境。

我只想请你就事论事，评价一下故事的主角究竟有没有罪责。”

往日，谢尔盖必定早已发表了一番有关忠诚的论述。

可一个久违的念头回到他的心中。

谢尔盖想起他们在乌克兰的经历：安德烈亚斯坚持枪毙那两个嫌疑人，而不是允许同僚折磨他们。

他的身上有些细微的转变，那些转变再次成为了一种诱骗。

我该不该给他一个机会？哪怕只是对权威的细微挑战，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譬如“你应当效忠的是德国人民，而不是某个特殊的政府和他们的要求——”

可这样一来，他又将处在危险的境地。

假如卢卡斯泄露了他们的谈话呢？又或者他试图取得证据，让安德烈亚斯起疑了？

莫名其妙地，谢尔盖感到一阵灰心：那些柔情的时刻难道会是假的吗？譬如那个下雨的夜晚。

但有谁会为了肉体的欲求，做出那样的牺牲？然而，作为侦察员，他的词典里容不下“万一”

，万一安德烈亚斯对纳粹的忠诚超过了他的私人感情呢，万一他把所有的酷刑故技重施呢……

铃声打碎了他们各自的思索。

安德烈亚斯绕过茶几，听电话去了。

五分钟以后，他开始在客厅里寻找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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