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敢指望一个法西斯的信徒，哪怕对方可能深爱着他。

在高压的政治之下，人没有能力改动命运的轨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背后的代价他无法承担。

他痛苦地吸了口气，继续撒谎：“正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你和我才躺在一张床上。

我想，你并不是不信任我、故意折磨我，你是不信任你自己，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幸福。”

安德烈亚斯贴近谢尔盖的面颊，停留在那里，满腹忧愁地说：“你总是把我想象得那样好。”

他们拥抱了一会儿，安德烈亚斯便离开了，到桌边清点文件。

谢尔盖把窗帘拉开，好让房间里亮堂些。

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面对窗外的绿荫出神，忽然感到那风景变得陌生，摇动的树叶，扑面的微风，以及从远处的公路上传来的声响。

不过下了一场雨，整个世界却像在一夜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受到极大的惊吓，几位官员对这场袭击均言辞严厉。

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接到报告后，下午便亲自致电了情报站，矜持地表达了歉意，强调将加强对片区的管理。

在德军开进乌克兰以后，一些反对苏联政府的当地人甚至对他们表示了欢迎，而侵略者顺势以解放者自居，背地里却仍做着肮脏的勾当。

科赫作为最高长官，却对此置若罔闻，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在他眼里同畜生无异。

我早该知道，乌克兰人是冥顽不化的动物。

他在电话里愤怒地论断。

要让我同乌克兰人同桌吃饭，还不如让我同一条狗同桌吃饭。

该死的斯拉夫下等人——如果我们对游击队的搜捕有所成效，抓获了暴动的要犯，必然会给柏林方面一个交代。

科赫说得义愤填膺，好像他本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似的。

这完全是为了讨好情报官员，以免这群自命不凡的鹰犬回到柏林参他一本。

然而，人人都清楚他的盘算：军事谍报局对他的声明嗤之以鼻，不断申请赔偿相关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安德烈亚斯写了一份冷嘲热讽的报告，直接呈送到了保安总局。

他的恭维话自然不少，字里行间却在暗示东普鲁士大区管理不善，警戒解构松散，给了这些破坏分子可乘之机。

旅行结束后，谢尔盖与安德烈亚斯搬进了柏林的小公寓。

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同居一室，很容易引来闲言碎语。

为此，安德烈亚斯请了一位女佣，请她担任这处私产的管家。

他隐去了自己同谢尔盖相识的经历，只说找了一位室友，好从空置的房间挣几个小钱。

在柏林有不少合租的单身汉，至少比住进上司的私人公寓要普遍得多。

谢尔盖开玩笑地管她叫房东太太，让那个原本生活拮据的女人喜笑颜开。

“房东太太”

是个典型的德国女人，足够严肃却又单刀直入，在谈话中常不明所以地大笑。

她不算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因为她根本不认识几个大字。

安德烈亚斯要求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守口如瓶，她也不深究其中的缘由：作为母亲，她的儿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公务员，她坚定地认为，服侍好这两位“来自党卫队的老爷”

，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儿子的仕途；作为小老百姓，她对于保安总局心存敬畏，不敢对他们有丝毫不敬。

谢尔盖主动揽下出门采购的活儿，借此查看门前的信箱。

那个邮箱漆成绿色，因为转轴生锈，打开时会发出轧轧声。

它绝对需要除锈，谢尔盖想，“邮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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