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史密斯分道扬镳。

不，我并没有背叛我过去的信念，只是远离了政治漩祸。

我含着眼泪坐在《哈姆雷特》空了半场的观众席上（狂热的学生们这时都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安普尔福思的音乐会，更何况，当时是夏天）。

我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等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干，只搞戏剧。

因为只有戏剧最有意义。

我将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萧伯纳的戏剧搬上舞台，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

的确，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

[1]当时我已经——无论是在核心党内，还是在精神保卫局里——看到了那些想从老大哥的暴政迷幻中挣脱出来、想要建立一个良好体制的力量。

我承认并相信，我站在同一面年轻、革命、曾引导我与暴政作斗争的旗帜下:我是温和派!不能用狂热对付狂热，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因为那样我们会陷入一个魔圈里。

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寻找冲突。

想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策略，尽管史密斯当时并不想看到这一点。

[1]虽与原文无关，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没能涨工资，就是因为所有人参加了上司的生日晚会，只有我以生病为由没有露面。

当时上司写的关于大洋国经济生活的新书刚刚出版。

拍马屁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祝贺他，上司——充满快感地——亲自在自己的烂书上为他们签名。

我真想杀了他!——历史学家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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