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

下班后去看莫迪。

医生来了。

思林医生。

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

“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

“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

他大声喊道。

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

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

“福勒太太，”

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

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

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

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能逼我。”

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

“和她说呀。”

他说。

“我知道她应该住院，”

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

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你看这事，”

他说，“看看这档子事。

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

说完便走了。

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

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

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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